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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并不是:他奠定了后世千年的基础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要怀疑伟人的论断,汉武帝自然是一位杰出的帝王。他在位期间,对外四面出击,极大拓宽中原生存空间;对内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治思维,并且落实了推恩令,在思想与体制上夯实了大一统政权的基础。因此,而从他为中原文明作出的贡献来看,称其为民族英雄并不为过。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喝着酒、唱着歌就能把敌人灭了,那只会出现在神剧中;由于打击匈奴而给汉朝带来的巨大损失,成了汉武帝“穷兵黩武”的口实。

西汉建立之初,刘邦的王朝空前虚弱。由于秦末农民起义、楚汉相争这连续两次大型战争的摧残,西汉国力极为虚弱,对内,经济困顿、百姓疲惫,《史记·平准书》对此有形象的描绘:

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对外,原本在秦朝时由蒙恬打下的河套地区被匈奴人夺去,而远征百越的赵佗也封关自立门户,西汉的国土比秦朝时更要狭小。为了改变局面,刘邦携战胜西楚霸王之余威,率领32万挑战匈奴,却遭受了白登之耻。其后西汉王朝不得不以和亲、赠礼的方式与北方霸主维系和平;中原尚且如此,西域各国、东边的扶余等少数民族政权,无不依附于强大的匈奴。中原王朝的权威,从未遭遇如此挑战。

其后,汉王朝转为以黄老之道的无为之术休养生息,经过文景之治后,到了汉武帝即位时,西汉虽在经济上达到了新的顶峰,但时不时南下掠夺的强悍匈奴,成了横在历代统治者面前难以逾越的大山。若只是富而不强,西汉王朝代表的农耕文明,则永远无法体现出面对北方游牧文明的优势。

在前代打下的基础上,汉武帝时期,开启了对匈奴的全面反击战。经过汉军持续几十年的打击,匈奴逐渐被削弱、瓦解;直到汉宣帝时期,才以匈奴全面落败、俯首称臣结束。东方两大文明之间的战争,以中原农耕政权的胜利拉下帷幕。从此,中原王朝在东方的藩属体系逐步建立,中华文明也确立了在东方的主导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共同的身份认知被强化,民族自豪感逐渐增强,汉民族得以形成。

在与匈奴这一强敌的博弈中,汉武帝往东平定卫满朝鲜,往西占领河西走廊,设立敦煌、酒泉、武威、张掖四郡,打通了与西域的关联。这一条往西延伸出的条状疆域,不仅宛如中原控制北方草原的链条,也使得中原的先进技术、产品源源不断进入中亚乃至西方,这就是后世所称的丝绸之路。

汉武帝时期还彻底将西南、南方纳入直接管理之下。在其后的数百年中,中原王朝的核心疆域一直未能跳出汉武帝打下的框架。直到盛唐时期,才实现了新突破。

汉随秦制,西汉虽全面继承了秦朝的法律、政治体系,但一方面吸取了其二世而亡的教训,另一方面为了休养生息,在汉武帝之前,西汉王朝基本实行道家的黄老之术。在最大利益的驱动下,西汉经济遂迅速恢复,但也存在了诸多隐患(《资治通鉴·卷第十六》):

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即不仅土地兼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地方豪强的触手甚至已开始影响地方政治;同时各阶层骄奢淫逸之风也逐渐兴起,物极必反的苗头已经出现。

但若只采用严刑峻法,显然已不符合维护政权稳定的需要,正如贾谊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时所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必须用其他流派思想来进行包装。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把不研习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罢黜,各级官员主要从儒生中选拔,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家的手段,主张仁义、提倡三纲五常的儒家成为其后二千年中国封建王朝的官方流派,为大一统王朝的稳定提供了有效的思想武器。

同时,为了将郡县制落实到底,彻底断绝七王之乱的类似事件,汉武带吸取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力”的战略,发布推恩令,将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代分散给后代,最终对政权丝毫形不成威胁。到这时,周王朝时期创立的分封制,才彻底被化解。

因此,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制度、思想、军事、疆域等各方面实现重大突破的时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说秦始皇为中国封建社会打造了模型,那么汉武帝则将这个模型修补完善、强化落实,并且实现了突破。其后中国历经两千年仍能维持大一统,并且在上千年内领先于世界,这二位的先驱作用功不可没,这样的帝王,怎么会配不上民族英雄的称号?

当然,持续数十年的战争给中原军民造成了巨大伤害。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放任匈奴的威胁存在,后世西晋末年那样的惨状可能要提前上演,那才叫人间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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