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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可能性与现实:对历史学的若干思考》阅读笔记之六

任何学术思想,凡是不经过一番批判的洗礼的,都只能是一种经学的信仰,而不可能是一种学术的论证。

传统的历史学是通过一套伦理道德的教诲所传承下来的,即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那目的并不在于通过知识去寻求真理,而是以事例进行说教,引导人们更好地去实践某种伦理价值(如忠君、爱国)。一直要到20世纪之初,史学界才开始自觉地开展一场史学革命,即所谓“新史学”的出现。

我们不妨使用一种形象的说法:历史的轨迹是在这样一个坐标上运行的;这个坐标系的两个轴,一个代表着物质世界的必然,另一个则代表着人文精神的自由创造。因此,历史本身运动的轨迹就具有两重性,它是受这两者共同制约的结果。或者也可以把它比作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它的走向乃是这一平行四边形两边的合力。所以历史学的研究,一方面是要探讨历史行程之必然的、不以人的精神作用为转移的必然规律;但同时另一方面就要探讨历史行程之中那些非必然的人文动机的作用。因而,不但历史本身有其两重性,历史学本身也有其两重性。于是,这里就是一阕两个两重性的两重奏。未能够明确地理解这一点,正是导致以往大多历史学家在对历史和历史学的认识上之所以未达一间的原因。

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无论是研究的客体抑或是研究的主体,都彻头彻尾地在贯穿着人的意志和愿望。

历史毕竟是人创造的,历史学是历史学家所创造的。颜习斋不是就说过吗:“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以气数(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理性不是不可以战胜盲从的,批判不是不可以战胜信仰的。这就又回到了上述的两重论:历史创造人,人也在创造历史。历史学家就是在这样一阕两个两重奏之中不断前进的。

对历史本身做出答案的,可以说是历史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对历史学本身做出答案的,就可以说是历史哲学中的认识论。

(《历史与理论——序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本文原为张耕华著《历史哲学引论》序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像心理学、控制论、应用数学、科学方法论等这样一些与史学理论密切相关的姊妹学科,何以长时期就不能引入到史学研究的领域中来,实在是令人感到有点惶惑莫解。要开展史学理论的研究,重视和引进现代科学的新成果应当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1983年2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邀请北京部分史学工作者就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问题举行座谈。以上为何兆武发言摘要。原载《史学理论研究》1983年第3期)

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者都无权作思想上的懒汉,把理论看成是给定的真理,自己的工作则只不过是怎样运用它来说明问题而已。任何学科的进步都同时必然包括理论的进步。

我以为,历史学的现代化应该包括操作手段的现代化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操作手段的现代化,可以取代已往很大一部分的历史研究工作(因为已往的历史研究包括很大一部分的机械性工作),这并非是坏事,它可以把历史学家从机械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转而从事创造性的思维。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则必须包括尽可能地引进其他学科的丰富理论成果,融会贯通,借以探索新的观念和新的思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现代那么多的学科理论成果,至今基本上都还与我国的历史学界无缘:艺术的、哲学的、逻辑学的、语言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经济学的、应用数学的、控制论的、各种物理科学的、生命科学的和技术科学的——史学家们似乎大都对于这些不愿或者不屑问津,极少数人参野狐禅,也往往是尚未得其皮毛,便浅尝辄止。怎样使史学界真正关心各种具体的科学理论,认真地把它们纳入开创历史研究新局面的轨道上来,乃是世纪之交史学界的当务之急。

历史学不是经学,所以它不能走以经解史或以史解经的道路。认为理论本身是永恒不变的,而且是不可究诘的,我们的工作仅只是通过例证来增加自己对它的信仰——这也是经学的态度而不是科学的态度。

人性也并非就不能进行实验。事实上,历史是每天都在进行着人性的实验的。(例如,通货膨胀就是对人的物质的和心理的应力在进行实验,正有如以高压或高温在实验某种物质材料的应力一样。)我国的历史学有着几千年绵延不断的悠久传统,我国的历史曾经经历了堪称盖世无双的种种实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那有关人性的资料的积累是举世之中当之无愧的第一位。

(《史学理论应该有一个大发展》,1992年7月31日,《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与《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在北京召开“开创史学理论研究新局面”座谈会。以上为何兆武发言稿。原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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